
搬新家那天,爸媽給每個人發了鑰匙,隻有我沒有。
我問她要,她拍了拍我的手背:
“你按門鈴就行,我們聽到會給你開的。”
我笑了笑說好,想著聽話一點,再懂事一點,總會被看見的。
後來我拿到了市裏唯一一個公派留學的名額,身份證落在了臥室抽屜裏。
那天下午兩點截止提交材料,我十二點趕回家,門鎖著,沒人。
我給媽媽打電話,她在商場陪弟弟挑演出服。
“等一下嘛,你弟弟下周有街舞比賽,衣服還沒選好。”
我給爸爸打,他帶妹妹在駕校練車。
“你找鄰居借個凳子翻窗戶試試?”
我坐在樓道裏等,鄰居進進出出看了我好幾眼。
晚上八點半他們終於回來了,弟弟拎著四個購物袋蹦蹦跳跳。
妹妹拆著新耳機頭也不抬。
爸爸提著大包小包進了門,路過我身邊說了句:
“你怎麼坐地上?過來幫忙拿下東西。”
沒有人問我等了多久,沒有人記得我說過要拿東西。
那天夜裏,我拖出了床底落了灰的行李箱。
他們有四把鑰匙,剛好能鎖住一個完整的家。
而我,該去找一扇願意為我打開的門了。
......
“與川,你那個什麼名額,到底交上去沒有?”
媽媽坐在餐桌對麵,筷子夾著一塊排骨往黎時煜碗裏送,頭也沒回地問了一句。
已經過了三天了。
三天前我坐在樓道地板上八個半小時,材料截止時間過了六個小時她才回來。
三天了,她才想起來問。
“沒交上。”
“啊?”媽媽停了一下,“那你不會找老師通融一下?”
“截止了就是截止了。”
“你這孩子,什麼事都一根筋。”
她搖了搖頭,轉向弟弟,“時煜,排骨你多吃點,最近瘦了。”
黎時煜接過排骨,咬了一口,忽然看向我:“哥,那個名額很重要嗎?”
我看著他。
十五歲的黎時煜,頭發抓得很有型,臉上還帶著下午練舞留下的汗漬。
他的語氣像是在問今天天氣怎麼樣。
“還行。”我說。
對他們來說無關緊要,但是對我來說很重要。
市裏唯一一個公派留學名額,全校三千人裏選出來的,推薦信是係主任親手寫的。
妹妹黎知寧從房間出來,戴著那天新拆的耳機,一屁股坐下就開始扒飯。
“媽,明天教練說要加一節課,你給我轉課時費。”
“多少?”
“八百。”
媽媽連眼皮都沒抬就掏了手機。
八百塊。
我的留學材料裏需要一份公證費,三百二十塊。
上個月我問她要,她說等發了工資再說。
等到截止那天,她忘了。
錢沒給,身份證也沒拿出來,人在商場給弟弟買衣服。
“與川,碗你洗了啊。”
爸爸端著茶杯從書房出來,路過餐桌的時候順嘴說了一句,然後坐到沙發上看手機。
我看著桌上四個人的碗碟。
妹妹那隻碗裏還剩了半碗飯,菜扒拉得到處都是。
弟弟的碗倒是幹淨,但他把骨頭全吐在了桌麵上。
“爸,公派那個名額沒了。”
我忽然開口。
爸爸的目光從手機上移過來半秒,又移回去。
“嗯,那就算了,又不是隻有那一條路。”
算了。
他甚至沒問為什麼沒了。
不想知道原因,不想知道過程。
不想知道他兒子在走廊的水泥地上坐了整個下午,膝蓋被凍得發麻。
一句“算了”就結案了。
洗碗的時候,媽媽走進廚房倒水喝。
“與川,後天周末你陪時煜去舞蹈室調音響,我跟你爸要帶知寧去看一個什麼動漫展。”
“他自己不能去嗎?”
“他認識路嗎?上次一個人坐反了公交,你忘了?”
黎時煜十五歲了,去過全市大大小小的比賽場館不下二十個,坐反公交是他九歲時候的事。
媽媽記了六年。
但我過敏住院那次,第二天她就忘了我在哪個病房。
“好。”
我關上水龍頭,把碗摞進櫃子。
回房間鎖上門的時候,行李箱還在床底,拉杆上掛著我三天前就理好的衣物袋。
手機震了一下,班級群裏老師發了消息。
“恭喜黎與川同學獲得本年度唯一公派留學推薦資格。”
“雖因個人原因未能提交材料,但成績有目共睹。”
個人原因。
老師措辭很客氣。
我盯著這行字看了很久。
轉發到家庭群裏。
沒有人回複。
過了二十分鐘,弟弟在群裏發了一條語音:
“媽,我明天要穿那件藍色的衛衣,你幫我洗了嗎?”
媽媽秒回:“洗了洗了,晾在陽台呢。”
我退出群聊,關掉手機。
我把那份留學通知書疊好,夾在日記本的最後一頁。
用不上了。
但我要留著。
留著提醒自己,這個家欠我的不隻是一把鑰匙。
日記本第一頁寫著一句話,是我十三歲那年寫的。
那年弟弟拿了區裏街舞比賽第一名,媽媽在朋友圈發了九張圖。
同一天,我的作文被省級刊物發表了。
我把樣刊拿給媽媽看,她說:“放那兒吧,我等下看。”
等下是三個月。
三個月後那本樣刊被弟弟當草稿紙畫了畫,媽媽說沒事再要一本就行了。
我當時寫的是:
“如果我消失了,他們多久會發現?”
十三歲的我沒有答案。
十八歲的我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