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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租三個月，林嶼什麼都好。

安靜、愛幹淨、從不帶人回家。

唯一的規矩：他的房間，永遠上鎖。

我開始隻是好奇。

直到上周他出差，我幫忙找開鎖師傅。

門開的瞬間，師傅倒吸一口冷氣，拉著我就往外走：

“姑娘，這屋裏全是你的照片，從三年前開始拍的。”

可三年前，我根本不認識他。

......

走廊盡頭那扇門開了。

開鎖師傅是個五十多歲的中年男人。他幹這行少說也有二十年，什麼陣仗都見過。

但他提著工具箱，先我一步推開門的時候，他停住了。

一隻腳懸在半空，沒有踩下去。

他側過頭看了我一眼，臉色肉眼可見地發白。額頭上的汗珠在走廊昏暗的光線下反著光。

“姑娘。”他的聲音打著明顯的哆嗦，”你確定這是你室友的房間？”

“確定。”

“你認識他多久了？”

“三個月。”

師傅深吸了一口氣。胸腔劇烈地起伏了一下。他把門往回拉了一點，隻留了一條縫。他把工具箱合上，金屬搭扣發出一聲刺耳的脆響。他站起來，拉著我的手臂往後退了兩步。手心全是又冷又膩的汗。

“你看一眼，然後我們馬上出去。”

我走過去，湊近門縫。

我的臉。牆上全是我的臉。

照片貼滿了三麵牆。大的是海報尺寸，小的是拍立得。有的裝在廉價的實木相框裏，有的直接用透明膠帶粘在牆皮上。房間裏沒有開窗，空氣是不流通的，彌漫著一股很淡的灰塵味，混雜著打印機墨水的酸澀氣味。那是一種常年不見天日的、病態的味道。

我推開門走了進去。師傅在後麵急促地叫了我一聲，我沒理。我走到正中間那麵牆前。

最中間的一張，是我在廚房切蘋果。

照片的角度是從下往上，拍攝位置應該是在對麵的樓裏，或者是用無人機懸停在窗外。

照片的右下角寫著日期：上周三。

我看著那張照片。那天我下班早，買了一袋紅富士。林嶼當時就在客廳看書，他甚至還抬頭問了我一句，今天的蘋果甜不甜。

我當時笑著回答他說，挺甜的，你要不要吃一塊。他擺擺手說不用，然後繼續低頭看書。

照片裏的我在笑，照片外的我站在這扇門前，手腳發涼。

這說明，上周三他坐在客廳看書的時候，那個偷拍設備就在工作。

而他一邊和我閑聊，一邊在心裏欣賞著鏡頭裏我的臉。

我往左邊看。這裏的照片顏色最舊。最左上角的一張，邊緣已經泛黃卷曲。照片裏的我穿著藍色的長款羽絨服，手裏端著一杯熱豆漿，站在公交站牌下。右下角有打印的日期：2022年2月14日。

那是兩年前的冬天。

我記得那天下了很大的雪，整座城市的交通都癱瘓了，公交車晚點了四十分鐘。我在站牌下凍得發抖，不停地搓手。

而他，當時就站在某個我看不到的角落，舉著長焦鏡頭，看著我發抖，看著我喝豆漿，看著我因為寒冷而皺起的眉頭。

我繼續往右看。照片越來越密集。2023年春天，我在公園的長椅上看書，風吹亂了我的頭發。2023年夏天，我換了短發，在商場試口紅，嘴唇塗得鮮紅。2023年秋天，我提著兩袋重重的貓砂走在小區裏，累得停下來喘氣。

2024年春節，我一個人拎著速凍餃子從超市出來，眼神有些落寞。

每一張照片都按時間順序排列。這不是隨意的抓拍，這是一場漫長而嚴謹的連載。

每一張照片下麵，都貼著一張黃色的便利貼，上麵寫著密密麻麻的字。我湊近去看：

“她今天穿了白襯衫，鎖骨很好看。”

“她買了兩杯咖啡，另一杯是給誰的？去查清楚那個男同事的名字。”

“她今天加班到晚上十點，走路的腳步很重，看起來很累，真想把她抱回家。”

“那個送外賣的男人多看了她一眼，該死，他那雙眼睛該被挖出來。”

我看著這些字，字跡工整，一筆一劃。每一句話都在向我宣告一個事實：我被人像獵物一樣盯著，整整三年，但我從來沒有察覺過。

書桌上放著一台銀色的筆記本電腦，旁邊是一個黑色的馬克杯，杯子裏還有半杯沒喝完的涼水，水麵上飄著一點細微的灰塵。馬克杯的旁邊，放著一個透明的玻璃罐。罐子很大，原本應該是用來裝醃菜的，現在裏麵裝著一些零碎的東西。

我拿起來看：一根用過的黑色頭繩，一個空掉的迪奧口紅管，一張我已經丟掉的電影票根，一團帶血的卸妝棉，甚至還有幾根長頭發。全是我扔進客廳垃圾桶裏的東西。他把它們撿了回來，洗幹淨、晾幹，像收藏稀世珍寶一樣裝在罐子裏。

胃裏一陣翻江倒海，酸水直衝喉嚨。我想吐，但我咬緊了牙關，硬生生咽了回去。

從小到大，我都是個聽話的人。媽媽常說我太好說話了，沒有一點脾氣。別人提要求，我總是說”好的”。

三個月前，林嶼搬進來，他指著這扇鎖了的門說：”這間是我的雜物室，裏麵放著我公司的機密硬件，你永遠別進。”我當時微笑著說”好的”。

那個回答說得太順口了。

總是習慣性地退讓，習慣性地回避一切可能產生摩擦的衝突。

但現在，我看著手裏這罐屬於我的”基因垃圾”，看著滿牆的病態注視，我不想說”好的”了。

我連退讓的念頭都沒有。

我要弄清楚，這個和我朝夕相處了三個月的男人，到底是個什麼怪物。

拿出手機，打開攝像功能，從左邊的牆開始，緩慢地、勻速地錄像。我拍下了每一張照片的時間和畫麵，鏡頭推近，拍下了那些惡心至極的便利貼，拍下了電腦的型號和位置，拍下了那個裝滿我毛發和垃圾的玻璃罐，拍下了整個房間的密閉布局。

我的手很穩，心臟在胸腔裏跳得像擂鼓，但手腕沒有一絲晃動。

遇到這種事，哭解決不了任何問題，隻有證據可以把人送進監獄。

錄完視頻，我退到門口，反手帶上門。

“師傅，多少錢？”我問，聲音平穩得連我自己都有些驚訝。

師傅擦了一把汗，連連擺手：”不要錢了。姑娘，你聽我一句勸，你趕緊報警。”

他提著工具箱，像逃命一樣快步走向電梯，按亮了向下的按鈕。

電梯門一開就鑽進去，看都不敢再看這層樓一眼。

我站在空蕩蕩的客廳裏，下午四點的陽光從陽台斜斜地照進來，打在林嶼搬進來那天買的那盆綠蘿上，葉片綠得有些刺眼。

撥通了110：”你好，我要報案。有人非法潛入我的生活，證據確鑿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