哥哥年薪百萬後，我將親生父母告上法庭

我媽總說，人不逼自己一把，永遠不知道自己多能扛。 所以她和我爸設計了一套抗壓係統。 我和哥哥每學期末進行一次考核。 內容不固定，可能是獨自坐火車去外地取一份文件，也可能是三天內籌到五千塊。 考核墊底的人，下學期所有費用自理。 我自理了整整八年。 高中三年半工半讀，大學貸款加兼職，研究生靠獎學金。 而我媽每次打電話都要提一句，你哥已經在深圳買房了。 你哥帶爸媽去了馬爾代夫，你哥年終獎夠你掙十年的。 我沒哭過，我把所有委屈全部變成了案卷和出庭記錄。 二十四歲，我進了全市最難進的紅圈所。 第一個客戶是主動找到我的。 “我叫林鶴川，是你哥大學室友。” 我客氣地笑笑，問他什麼案子。 他猶豫了一下，壓低聲音。 “不是案子，是你哥讓我來的。” “他快撐不住了，但不敢直接聯係你。” “你爸媽給你看的那些他過得好的證據，沒有一條是真的。” “他現在過得比你慘十倍。” 我手裏的筆掉在桌上，滾到了地毯邊緣。 那些年，我以為我在追一座高山。 如果那座山從頭到尾就是海市蜃樓。 我父母，到底在圖什麼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