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被送進戒網癮學校的第三年,死裏逃生。
沒有報警,沒有回那個地獄般的家。
我直接去了市郊最偏僻的一家孤兒院。
院長看著我滿身的煙頭燙傷和電擊淤青,眉頭擰成了死結:
“孩子,你這麼大了,父母不管你了嗎?”
我坐在破舊的木凳上,平靜地看著窗外荒蕪的草坪。
“他們已經有別的家了。”
當晚,周建國和吳雅琴趕來了。
我名義上的父母,享譽全國的頂級教育專家。
他們穿著剪裁得體的西裝和旗袍,佩戴著金閃閃的勳章,衣冠楚楚,仿佛剛從某個全國先進個人的表彰大會上下來。
他們居高臨下地看著我,語氣裏是慣有的清冷和不耐:
“周奕,你又在丟什麼人?逃學躲到這裏為什麼不聯係我們?”
我看著他們,沒有像往常一樣,在他們失望的眼神中嚇得瑟瑟發抖。
我也沒有歇斯底裏地質問他們,我從那個惡魔學校拚死打出的十八通求救電話,為什麼每一通都被他們親手掛斷?
我甚至沒有問他們,為什麼我在禁閉室被教官用電擊棒折磨到心臟驟停時,他們正豪擲千萬,在五星級酒店為他們的養女舉辦成人禮。
我隻是扯了扯嘴角,露出了一個他們從未見過的,淡漠的微笑。
“周先生,吳女士,您二位認錯人了。”
“我們不熟。”